（在家观看竞赛的德国一家三口）
5月16日，作为欧洲五大联赛重开赛事的第一家，德甲正式重启，16-18日进行的重启后首轮联赛，空场状况下，球迷和舆论反应依然激烈，付费和免费直播终端收视率创下新高。这也揭开了因新冠疫情停摆的全球足球赛事重新启动的帷幕。此前，整个欧洲和亚洲，只有5月7日开赛的韩国K联赛早于德甲，但考虑到赛事本身的体量和影响力，德甲续赛才称得上是国际足坛的风向标。
即便在亚洲足坛，K联赛的代表性亦显得单薄，更具说服力的中超，尽管我国的疫情更早回落，重开赛事的条件比欧洲还要老练，但明显慎重得多，至今还没有给出联赛重启的详细时间。不过，中超重启已是大势所趋，中国足协关于6月下旬重启的计划被主管部门驳回后，最新的说法是7月初重启的或许性最大。
全球足坛停摆期间，舆论关注的焦点论题——球员降薪，在欧洲足坛早已成曩昔时，梅西C罗两大巨星率先垂范，几乎所有尖端联赛沙龙球员纷繁呼应，能够说是波澜不惊地变成现实。如今德甲重启，英超甚至西甲、意甲至多推延一个月后大概率效法，此番降薪举动完毕已经进入倒计时。但是，差不多与欧洲足坛一起讨论降薪论题的中超，却依然按兵不动。因为降薪是在赛季停摆状况下的暂时行动，一旦赛事开打便失掉意义，因而，关于中超球员降薪的动议，看来不免要成为一纸“废案”了。
那么，疫情之下，中超球员到底该不该像欧洲球员那样降薪呢？
“围城”外面的人都说：该降！里边的人大喊：不该降！
这原本不应该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论题。
当今工作体育高度商场化，疫情导致全球赛事停摆，等于是商场的全面瘫痪，对工作本身和从业者的冲击空前严重。尤其是工作足球，是个全链条的生态系统，高度依赖赛事带来的关注度、影响力和运营收入保持运转，沙龙便是企业，球员便是商品，球迷、媒体、上下游供应商也都是这个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假如这种停摆状态长期延续下去，商场的交易无法进行，一定会导致企业破产、球员和其他从业者赋闲，甚至系统性崩盘的严重后果。工作球员和工作沙龙是命运共同体，沙龙保持不下去，球员也会成为牺牲品。像意甲、德甲、西甲、NBA等工作联盟，许多知名球星，如C罗、梅西等人主动提出降薪，便是为了与沙龙共度难关。
（艾志波的微博引发争议）
不过，回到国内足坛，降薪与否则引发了激烈争议。反对降薪的主要是因降薪利益受损的球员。中国足协降薪动议提出后，武汉卓尔老将艾志波发表微博长文，明晰反对降薪，称我国的联赛是伪工作化，沙龙缺乏自我创收才能，运营形式和营收形式与国外沙龙有很大不同，不是依托商场生计的，也没有针对球员的赋闲保证方针，因而用国外工作球员的标准来推广降薪方针不当。
艾志波此说，引起国内球员广泛共鸣。客观地讲，国内足球工作化不彻底，球员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证。许多球员收入并不安稳，其中不少人遭遇过欠薪，与工作化体系健全的欧洲联赛相比，一刀切按份额降薪的确不可公平。并且，国内联赛的薪水结构跟欧洲联赛不同。欧洲沙龙与球员之间是标准化的合同关系，薪水是在合同里规定好的，一般以周薪形式表现，尽管除个别巨星之外，大多数球员会有进场率的约束，可根本是固定薪酬，不是那种赢一场、平一场多少钱，输球没钱的算法。也便是说球员收入中固定的那一部分是大头，浮动的那一部分是小头。国内球员就不一样。所以许多球员觉得委屈：没球踢原本就没奖金，剩余那点儿底薪，你还要我再降？
此外，与欧洲联赛因疫情停摆后球员全员放假不同，中超新赛季迟迟开不了赛，但是球队依然处于练习备战状态，应等同于在岗，从这一视点讲，降薪的理由也显得说服力不足。
另一种定见则以为，艾志波代表了一批和他境况相似的球员，他们的诉求是有道理的。但是，正因为国内联赛不可工作，缺乏自我创收才能意味着沙龙在经济上接受压力的才能更差，像恒大上港国安那样挥金如土的豪门仅仅极少数，假如球员不降薪，沙龙生计不下去，球员遭到的损失更大。并且，舆论界对我国球员高薪低能的诟病由来已久，大疫之下欧美球星都降薪了，国内球员不降，道义上也说不曩昔。
跳出足球来说。疫情之后全国许多企业复工，但商场萎缩订单撤销，没有收入却依然需求开销人力和租金、水电等本钱，企业也要经过减薪甚至裁人来应对。当然国内工作沙龙特别是那些经济根底比较好的沙龙，不仅仅是靠赛事这个“订单”活着，不过根本的道理是相同的。
降薪与否之争的背面：“伪工作化”才是中国足球的症结所在
由此，欧洲沙龙和球员之间很容易在降薪问题上达到共同，而到了国内，降薪与否，就成了球员和沙龙两边的一场博弈。有意思的是，这场博弈，沙龙和球员都声称自己是弱势一方。
球员说自己是弱势方，不难理解。国内联赛准则不健全，没有球员工会或球员联盟这样的保护球员根本权益的安排，现有的准则和规则也更多地偏向沙龙一方。但沙龙也有难言之隐。一个老练的工作足球体系，沙龙是主体，应由各沙龙组成的工作联盟作为联赛管理方和利益协调方。而中超的根本权限则掌控在官办的足协甚至体育总局手里，沙龙的利益随时或许遭到损害。
（中国足球，国际难题）
沙龙和球员都是弱势群体，那么强势的一方是谁呢？或者说，是什么因素，使沙龙和球员都成了弱势的一方？这个问题，戳到了中国足球的痛点：伪工作化。艾志波的微博也提到了这一点。工作足球的主角是沙龙和球员，假如沙龙和球员都成了弱势群体，只能证明这不是真正的工作化。
中国足球工作联赛已经有了26年的前史，仅仅这一联赛的工作化和商场化还停留在初级阶段。几乎没有一家沙龙能够依托本身运营生计，要由背面依托的大金主输血才能活着。沙龙、球员、球迷等各方的权益，往往也未能依照工作化的要求来表现。欧洲五大联赛都有财务平衡计划，球员有薪水总额约束，沙龙要量入为出，详细到每个球员，从身价到收入，都是工作规则和商场机制的产品。而中超在这些方面差距非常大，有关各方的利益鸿沟是不明晰的。
（想出解决办法了吗？）
单就降薪而言，短期内或许不难找到一个折中计划，比方足协提出减薪30%，不过要由沙龙与球员洽谈确定，沙龙能够依据收入高中低的不同状况，与球员洽谈减薪的份额。但从长远看，只能经过工作化程度的不断提高，把沙龙的运作和球员权益的保证，归入到工作化的领域之中去。再遇到这样的困难时期，沙龙需求支付什么，球员需求怎么做，足协的职责在哪里，大家才能构成共识。再扯远一点，不久前炒得很热的于汉超事件，他违背交通法规受罚毋庸置疑，可沙龙仅凭自定的内部规章就把他开除，是否合理合法？于汉超自己有没有辩解和保护本身权益的机会？这都是球员权益鸿沟不明晰的例证。
从另一个视点讲，早在这次疫情之前，中国足协就一直在酝酿强制性的球员减薪规定，因为过高的人力本钱，让沙龙越来越难以接受。曩昔这几年，许多沙龙因为没有持续的资金注入而关闭了，像延边富德、辽足、上海申鑫等。即便是那些看上去不差钱的豪门沙龙，私下里也以为这样坐吃山空是不可的，实行薪酬帽方针乃大势所趋。疫情实际上仅仅加快了这个进程。
正因为缺乏造血功用，大多数国内沙龙的生计根底适当软弱，又没有财务平衡的规定，金元足球带来的盲目引进大牌外援和球员身价畸高，原本就使沙龙的人力本钱不堪重负。而新冠疫情导致的赛事停摆，又使沙龙原本能够从门票、广告、转播费销售分成等方面得到的收入荡然无存，可谓落井下石。上个赛季完毕后，从中超的天海到中甲、中乙多支球队纷繁退出，主因便是沙龙资金链断裂，欠薪严重，球员回绝在新赛季准入门槛最重要的环节——全年薪酬奖金表上签字，沙龙只能被迫关闭。
不脱节这样的恶性循环，中国足球没有出路。简单说，便是要依照工作足球的规则就事，把“伪工作化”前面那个“伪”字去掉。现在我们跟欧洲联赛学降薪，其实最应该学的，是人家那种老练标准的真工作化。假如觉得学欧洲条件还不具备，那就学日本学韩国，让沙龙靠造血而不是输血生计。这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但再难，也得做。这道坎儿是绕不曩昔的。
